春夏秋冬

在翟华先生的博客里看到一篇博文：《周日视频：为何印度行，中国不行》，其中提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当欧洲人质问中国为何新闻不够开放时，中国的精英们说：大力发展经济是中国的要务，言论自由与开放要与经济发展所匹配，要求中国实行与西方一样的新闻开放，好似青少年参加成年级别的拳击赛。欧洲人又问，印度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中国落后，为何印度可以更自由，而中国不行？据说中国的精英们对此无话可说。

对此，我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也不明白中国采取一些言论限制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我还是想试着为此找到一些我个人认为的理由，尽管莫名其妙的网络封禁也曾让我很烦闷。

我想那些精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与经济相关。事实上，我认为更充分的说法是与国情相关。“国情”，是一个让一些国人不屑的词，因为似乎中国存在的任何不合理的现状都可以拿“国情”二字来搪塞。但事实上，又有什么事不确实是与国情相关呢？腐败、官僚、道德、就业、教育、环境……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追究到国情，言论自由问题大概也可以追究到这一点。

我先举个似乎与此不相干的例子。我想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联合多家巨型金融机构冲击亚洲市场，其危害相信国人也多有耳闻。那次对亚洲的冲击也包括对香港市场的冲击，但香港政府入市行政干预市场，才使香港的经济建设成果没有继续被美国人掠夺。那时索罗斯曾发动世界各地媒体——包括香港媒体——攻击香港政府，指责其没有充分开放市场，不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的要求。但试想一下，如若当初香港政府果真如索罗斯所要求的那样，开放了市场，则刚好落入索罗斯和那些财团们的圈套，到时香港就会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同样，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抗风险能力也在那次危机中得到检验。当时中国政府如果任由市场规律，像亚洲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放任货币贬值，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受到影响的可能就不止亚洲市场了。相反，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很好的稳定了市场，为国内经济，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交口称赞（鉴于我不是专业研究经济学的，还请各位朋友查阅相关确切、详细的资料）。

说到这里，我想也应该能稍微感受到一点，在国家经济中，绝对的自由是危险的，同样，在言论方面也是如此，经济的动荡可以捣毁一个国家，言论的过度自由同样也会危害到一个脆弱的社会，而一旦这种言论自由被某种敌对势力拿来利用，破坏性更加不可预料。因而，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实行美国，甚至印度那样的自由的，因为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相对脆弱的社会，因为它面临着很多危机。我并不清楚印度是否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但我知道在中国，潜在的危机不少，不仅仅来自经济，也来自国内各方面的社会生存环境，更来自国际社会。

这些危机是什么？就国内而言，当然是社会潜在的很多不合理。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建国以来最不被民众信任的时期。最显著的比如腐败，行政效率，谎报政绩，社会信用，贫富差距，就业压力，教育，不健康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这许许多多的问题都让国民或多或少地对国家的现状甚至未来失去信心，甚至由此发展到对共 产 党的领导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前途也失去信心。可以说，除了经济的发展成就是可喜可贺的，其余的几乎任何方面都潜在着这种不信任，连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是采取的不科学的增长模式，这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

这一切，构建了一个相对脆弱的社会，尽管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种族、宗教冲突，没有战争，没有恐怖主义，经济连续2、30年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但这不代表我们国家就真正绝对的稳定了。不论从经济方面来说，还是从各个社会问题来说，都需要我们居安思危，任何较大的社会动荡都可能毁灭我们建国近60年，改革开放近30年来建设的成就。而我们的民众，大多不会考虑到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有些民众现在对国家是不那么信任的，或者对国家的一些现状是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的，他们的一些不冷静的、过激的言论（哪怕是无心的言论）如果扩大，将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当他们的这种不冷静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时，他们往往出于善意的言论可能会收到他们不曾料想到的结果。

我又想到了几年前的法 轮 功事件，那时新闻里总说李 洪 志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起初并没想过到底是什么目的，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也认识到，中国社会潜在的危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试想，假如政府当时没有及时阻止法 轮 功事件的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媒体，他们却借此拿“人权”问题来攻击中国政府（可见美国的自由只是如此自由）。我想他们大概不会不知道法 轮 功的性质，但他们就是要左一个人权，右一个不自由地攻击中国，他们看似是民主自由的卫道士，而事实上呢？

由此说到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我想，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能比国内更加不让人乐观。虽然看上去许多国家都与中国交好，甚至美国今年也改变了含糊的言论，明确表示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但中国能说台独真的只是内政能解决的吗？如果不是美国在背后的作用，台独分子怎么可能到现在还这么猖狂？美国政府从来都是一方面与中国交好（这对他们也有好处），一方面又随时准备把中国变成另一个前苏联（如果你认为俄罗斯状况比前苏联要好的话，建议你还是先去了解相关情况）。从他们创办****（一个电台，但我不想说出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华电台，尽管你不能不说它说的有些是事实，但在国内，我们的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时，多是抱着冷静的态度，而他们却是用煽动性的言论，甚至夸大其词，我也从不怀疑那里面所谓接受采访的民众都是他们的“托儿”。——而这个电台只是美国和世界众多反华电台中的一个。

危机还来自许多其他国家，例如日本。近期日本政府确实开始比较诚心地重建中日关系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从来就没有泯灭，如果不是中国的强大，日本可能都不会正眼瞧一眼中国，甚至会把20世纪的那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继续和扩大。还有韩国，已经不仅仅是掠夺端午节或是中医了，最近的韩国人，似乎已经想把所有的中国文化都占为己有，大概有一天，他们还会说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还有在欧洲，许多国家一方面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一方面不信任甚至歧视中国，华人在那些国家往往只是“二等公民”。而在非洲，在一些我们的第三世界伙伴那里，这样的歧视同样存在。

我在此并不是想煽动什么，更不是希望国人抱有仇恨思想。我想说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中国政府致力于向世界证明的。只有友好交往，广泛合作才是我们中国人所希望看到的。但这不代表中国人不该有警惕心理，居安思危是我们老祖宗早就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也相信，国际交往没有绝对无私的友谊，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危机与挑战，但中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特殊的国家，因为其发展速度，因为其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其国民素质，因为其政治意识形态，从世界广泛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可以看出。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中国现阶段为什么不能言论绝对自由的原因，不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都是经受不起这种自由的。不仅仅是言论本身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某种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过度的自由往往很容易被反华势力或其他敌对势力利用。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中国精英们说的要与经济匹配，因为经济不强大，就没有力量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许多是经济建设本身所带来的）。这样我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媒体尤其是党政媒体说话必须要谨慎，而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样影响广泛的国家媒体，不仅仅是要说话谨慎，它们还必须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导向，引导民众的国家意识。

也正是因为存在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政府才会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经济永远不可丢，这是国际社会发言权和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一切社会需求满足的前提；而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则表明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到了不能任由它们继续发展下去的地步。

不过，我还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媒体似乎有点矫枉过正。我理解媒体也要生存，它们限制言论更多的可能是出于避免自己不受到牵连的考虑，但这并不符合限制言论的目的。网络上有些文章，仅仅因为含有敏感词汇——事实上内容可能丝毫不反动——就被系统自动删除，这更是不必要的。尽管没有这些矫枉过正的媒体的“协助”，言论限制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但只要言论足够客观，足够实事求是，尤其是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不良影响时，就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另外，还存在一些上级不喜欢下属说坏话等方面的言论限制，这也属于一种国情，与官僚、腐败等问题一样，需要逐步解决，但不属于今天我所指的广大民众政治言论的范畴。

今天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于是和高中一位老同学打了个电话。我问她，高中时你为什么会想到送我一本《圣经》。她回答说，那时你不是说对这感兴趣，想信教吗？所以我就送了你一本。

想想我其实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要成为教徒，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那么虔诚，而且我一直认为信仰不一定要与教派挂钩。事实上，我可以说是个无神论者，推崇科学和理性，我常常希望自己对待一些问题时要抱有客观理性的态度，不要过于感情用事或主观判断；我也是个很实际的人，不会过分把精神、思想、信仰、理想看得比现实还高。按说我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成为宗教的拥趸，可是宗教（基督教）对我而言，却总有一种吸引力，科学与宗教就是这样看似矛盾的在我身上共存。

其实这样说还不准确，因为我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那些对我来说有些繁复的圣事，我更关心的仅仅是这种对耶稣的信仰，我从这种信仰中感受到一种慰藉和力量，一种信念和态度，这与教派无关。如果不以加入一种教派（以及虔诚度）来定义的话，我确实也可算是一个“教徒”。

但我刚才也说了我是无神论者，我尊崇科学和理性，这样说来，我似乎不该信仰神或神性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确实更多的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神来信仰，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信仰。因此，我更少地使用“基督”这个名称，因为“基督”有一个含义是“救世主”，这是一种神的含义，我更喜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耶稣。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耶稣的神性（这里的“神性”指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最近又把《达芬奇密码》的书和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各看了一遍，作者丹·布朗在这部小说中亦真亦假地指出耶稣是人，是一个凡人，他甚至还有妻子，他的妻子就是《圣经》中被指为妓女的玛丽亚·抹大拉，并且，玛丽亚还为他生下了后代。这部小说及电影，曾遭到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的抵制。然而，丹·布朗远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西方社会许多学者或艺术家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例如在著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人之子——耶稣》一书中，耶稣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他和普通人一样有爱恨情仇；在尼科斯·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中，基督也和任何人一样，受到了撒旦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这种诱惑都没有停止（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也遭到了一些封杀）。

事实上，今天的人们，凡是受到过教育的人，大都能够懂得科学的力量，也没有一个人不在享受科学的成就。那么，在今天这个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神的故事逐渐成为“神话”的时代，神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呢？宗教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呢？——或者确切地说：宗教信仰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要知道，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其他宗教几千年浸染的各个地域从来都不缺乏伟大的文明，从来都不缺乏令人振奋的发展与进步，科学、实践与宗教信仰并不一定冲突。尽管在长达约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宗教的势力确实使科学文化的发展几近停滞，但事实上，确切地说，这不是信仰的禁锢，而是教会世俗权力的禁锢。在科学最终冲破宗教的禁锢之后，在宗教信仰继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同时，二者也在逐渐趋于和谐共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宗教或信仰的作用和意义，他们也不再认为信仰宗教与探求真理是格格不入的。

对神的信仰，正如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借罗伯特·兰登（而不是那个疯狂的雷·提彬）所要表达的那样，其实“神”的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影响。在小说中，作为哈佛大学的符号学专家，作为一个理性对待人类宗教信仰历史的学者，罗伯特·兰登似乎不会有宗教信仰。可是他提到他小时候一次落入深井，呼救无效，他于是祈求耶稣保佑，那时他能够感觉到耶稣和他同在，他能够得到一种心灵的安慰。他也从不曾想过非要向世人彻底揭露耶稣是人的历史真相，因为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它甚至是人类生活的文化源泉、精神源泉。在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耶稣妻子玛丽亚·马大拉的灵柩所在地时，这位现代社会的科学家跪下了。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会成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因为探寻真相的过程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信仰的内涵，即使他实实在在地了解，自己所跪拜的对象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即使耶稣不是神又怎样？在我看过一些描述耶稣是人的文艺作品之后，我丝毫没有觉得我的信仰动摇了，相反，我更能感受到耶稣带给人的力量。或许他和《圣经》及基督教会宣扬的不同，他没有那些神迹，他没有那样高高在上，他也可能曾经有过怯懦，但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为了给人类赎罪，他为了自己的信念（即使这样的信念在彻底的科学拥趸看来是荒谬的），经受了不可想象的肉体折磨，最终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的奉献，还有他无限的博爱与宽容难道不该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即使你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即使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家，难道你就不该崇敬这种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人性吗？

但是，我们也可以向这些“神”（人）祈祷，可以在心中恰当地把他们神化，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刚认识他们时，他们是以神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祈祷和神化所包含的“神”的涵义可以转变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灵魂的慰藉，一种对人、对事、对社会的积极的态度。并且，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读诸如佛教等一些宗教经典古籍的重要意义之一。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赋予传统宗教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意义，这完全可以和精神麻痹无关。我们每天都按照科学原理办事，我们每天都由自己决定着事件的发展，但人不是机器，更不会是无信念的空壳，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的充实，一种非自然力量的导引。

明白了信仰的意义，我们就不需再去批驳宗教的荒谬。在现代社会，在人们都已经了解科学的力量之后，再严肃地讨论“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宗教信仰完全无知的人才会追究神的真实性。相反，宗教信仰对科学，对人类进步或许还有许多指导意义。没有宗教，科学会缺少一种神圣与圣洁的美感，没有科学，宗教只会陷入彻头彻尾的盲目，二者不能也不会彻底决裂。

我们也不需把信仰和宗教完全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宗教的历史往往是扭曲的，或是泯灭人性的，看看基督教的发展史，教会统治者为了他们世俗的权力，打着上帝的名义事实上做出了许多惨绝人寰，真正违背上帝教义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宗教，尤其是当代宗教，因为我们不能因为否定它们的部分历史，就抹煞他们更为广泛和悠久的正面意义。我们也不必把信仰和迷信等同，许多人确实盲目相信鬼神，但这不是我所理解的灵魂的信仰，信仰教给人的实质上是要挖掘自己精神的意义。我们也不该批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教徒，尽管他们真正相信上帝（基督），或者安拉，或者佛陀真实存在，但我们也应该努力了解这种相信对人的积极的影响，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宗教都是教人向善的，这种教育的作用往往比学校的道德教育更加有效。何况，你既然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就没有发言权，每一个人的生活文化背景，都是应该得到他人的尊重的。

（注：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教派，狭义仅指新教。中国教徒常说的基督教是指其狭义，即新教。但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多用其广义。）

在网上看到文章，有人在质疑广东人，说他们太地方保护主义，仗着手里有钱，硬是让普通话无法在广东得到大力推广，对于不允许在地方电视媒体上用方言主持播音的规定，他们似乎也视而不见。外地人去广东，首要的任务也常常是要先学粤语。该文章还提到，普通话的推广似乎越往南越举步维艰，仿佛南方人都比较不识趣，不配合全国人民的交流工作。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应该也算南方人（广东人可能不同意，他们习惯把广东以北的人统称为北方人），我首先声明，我是赞同推广普通话的，因为推广普通话的好处我们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方便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信息传递。当代的中国人，早已打破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流动范围越来越大，还有人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摄取的信息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形势自然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

但我同样也要为广东人说话，其实也是为南方方言说话。因为许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

全国范围来说，方言分为七大种类，分别是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其中北方方言使用人数占了全国总人数的75%左右。除了北方方言以外，剩下的六种都是南方方言，而它们加起来的使用总人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25%左右。北方方言也有分片，但总的来说，各片之间以及与普通话之间比较接近。而南方方言则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各种方言之间也存在较大不同，因而才把它们各自独立划分为几种。

但南方方言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留了入声，并且有些声调中还做了更细的“阴”、“阳”、“中”之分。众所周知，普通话中有一、二、三、四四个声调，也分别称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中只有平声分了阴、阳。而在南方方言中，除了平、上、去之外，还有一个“入”，而且，这已有的四种声调还可以分得更细，比如湖南长沙方言就有六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这些比普通话多出来的声调是对古汉语发音的保留。而最“时髦”的粤语则恰恰是保留古音最多的方言，它有九个声调。

说到入声，每每想到要怎样才能形容这种声音时，我就会犯难，因为我现在所书写的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我不能写出发那样声音的一个字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这样形容更为困难，因为在北方方言中，入声几乎已完全消失。我只能按照我曾见过的一种解释来形容：入声以辅音（p/t/k）结尾，发音比较短促。而我自己从湘方言中得到的感受是：它还往往很尖锐，音调很高。

除了发音上，方言中的声母、韵母组合方式与普通话也不尽相同，而且，方言中的声母、韵母也通常比普通话更多；语法、语言排列习惯也与普通话存在一些差异；另外，有很多方言用字、用词，在普通话中也已消失。

而这些入声，声母、韵母组合的不同在古诗中常常显得更为和谐，可能正是因为它们保留了更多古音的缘故。记得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曾用岳阳话（也属湘方言）朗读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中的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绝”、“灭”、“翁”、“雪”在现代汉语中分别发音jue2、mie4、weng1、xue3（数字代表声调）。而在岳阳方言中却分别发音jie、mie、weng、xie，其中，除了“翁”发音为阴平（第一调）外，其余三个字均为入声。这样听起来，似乎显得更为押韵一些。

正是因为这些语言本身的原因，我认为方言是很有保留的必要的。在普通话推广的基础上，方言也应该与普通话并存。这些珍贵的古音、语言习惯、用词等无法用现代汉语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录音也只能记录它表面上的很少的一部分，难以涵盖全部，更难以录制它们完整的生存环境，因而它们只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头相传。可以说，它们的保存比普通话的保存要艰难得多。

而有许多人，认为方言不重要，认为它们并不是值得保护的遗产。对于这种观点，我只能深表无奈。假设有一天，汉语从世界上消失，对人类来说将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损失。而这些汉语中的方言，虽然使用人数和范围远不及“官方”汉语，但它们仍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与古代汉语的联系比普通话更为紧密，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基础。另外，方言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是人与人之间最为平常的交流方式，也是现代人与我们先祖联系的一种最为切肤的体现，是我们身体里的文化血脉。即使抛开这些不谈，我也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之间都应当是平等的。据悉，随着文化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横行，全世界已有几千种语言消失，有3000多种正面临消失。每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损失。今天的我们，难道不该给方言保留继续生存的空间吗？

当与不同地域的国人之间交流时，我们应该说普通话，而与本地人交流时，显然是乡音更为熟悉。许多人都有体会，身处他乡，见到老乡是怎样的使人振奋，在看家乡电视台时，偶尔听到乡音，又该是多么的令人感到亲切。

但可悲的是，在我的家乡湖南，我看到许多小孩，在他们刚出生时，他们的父母就和他们说普通话，他们开始牙牙学语时，也不是学的方言。每每看到这种现象，我总会感到一些遗憾。其实这些与孩子们说普通话的家长，将来基本上都会送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会经历小学、中学、大学，难道还怕他们没有机会学普通话吗？还怕他们今后会因为语言问题而难以与人交流吗？虽然当前我国的语文教育还不完善，但我想应该还是比绝大多数家长的“家教”要好。更何况我们湖南人的普通话普遍说得不标准，这样的“家教”可能对提高普通话水平没有太大的作用，反倒是丢掉了珍贵的方言。作为一个“80后”，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还有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哥哥姐姐，绝大多数都是从小随父母和周围的人说方言，走上社会后虽然普通话常被北方人诟病，但还不至于存在太大的沟通障碍。但90后呢？还有那些21世纪出生的人呢？他们常常说着带有尖锐入声的普通话，但它们中很多又不会说正宗的方言。难以想象，再过一百年后，当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都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的后人可能将再也听不到那些传承千年的美丽方言了。

走出家乡，汉语是全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背景，但同样，漂流在外，方言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永恒的乡愁。